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登记管理规定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或者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本省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内的企业登记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在开发区内投资举办的企业和承包建筑、装修工程的企业（以下简称承包工程企业）应自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事宜。
外国企业在开发区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应自我国有关部门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项目建议书批准之后，合同、章程批准之前，预先申请名称登记注册，申请时应填写名称登记表，并提交下列证件：
（一）项目组建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
（二）项目建议书及其批准文件；
（三）投资各方所在国或地区的合法开业证明。
经登记的名称保留期为一年。在保留期满不办理企业登记注册的，其名称自动失效。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办理企业法人开业登记，应填写外商投资企业申请登记表，并提交下列证件：
（一）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
（二）企业各方签订的协议书、合同和企业章程及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批准证书》；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准文件；
（四）外方合营者近期的合法开业证明和中方合营者的营业执照及各方资本信用证明；
（五）董事会成员名单及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委派或聘任文件和上述中方人员的身份证明；
（六）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文件、证件。
国有企业以其资产入股的，应提交国有资产转移证明文件。集体企业以其资产入股的，应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对其资产的评估证明文件。
第六条 外国承包工程企业申请登记，应填写外国承包工程企业申请登记表，并提交下列证件：
（一）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及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承包工程合同；
（三）外国承包工程企业所在国或地区的合法开业证书，与该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本信用证明；
（四）开发区基本建设主管部门核准的施工许可证明；
（五）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申请登记书。
第七条 设立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申请登记，应填写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申请登记表，并提交下列证件：
（一）国家主管部门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有关批准文件；
（二）外国企业所在国或地区的合法开业证明；
（三）与该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本信用证明；
（四）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申请登记书；
（五）该企业委任常驻代表机构人员的授权书和人员简历；
（六）常驻代表机构办公地点的房产证明或租赁房屋证明。
金融业、保险业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除应提交本条（一）、（二）、（四）、（五）、（六）项规定的证件外，还应提交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年报表、组织章程、董事会董事名单。
第八条 国内企业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应提交下列证件：
（一）组建负责人签署的登记申请书；
（二）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
（三）组织章程；
（四）资本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者资金担保；
（五）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六）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七）其他有关文件、证件。
第九条 国内企业申请营业登记，应提交下列文件、证件：
（一）登记申请书；
（二）经营资金数额证明；
（三）负责人的任职文件；
（四）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五）其他有关文件、证件。
第十条 开发区内投资举办的企业、承包工程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自核发营业执照或登记之日起即告成立，其正当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保护。
第十一条 开发区内投资举办的企业、承包工程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凭营业执照或登记证，到公安、税务、海关、商检等机关办理居留（住）证、纳税和进出口业务登记等有关事宜，并到银行办理开户手续。
第十二条 企业迁移、分立或合并、调整注册资本、股权转让、变更经营范围、变更法定代表人和经济性质时，应经原批准部门审查同意，并在三十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机关和银行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开发区内投资举办的企业、承包工程企业合同期满或中途终止合同，常驻代表机构驻在期满或中途终止业务活动，应持原批准部门批准文件、证件或债务、税务及其他有关事宜清理完毕的证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缴销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开发区内投资举办的企业、承包工程企业合同期满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驻在期满，需要延期的，应在期满前提出申请，经原批准部门核准，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延期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后，应按照合同规定，如期如数投入资本。不能如期如数投入资本的，满六个月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或停止营业活动满一年的，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收缴其营业执照和公章，通知其开户银行撤销其帐号，同时对外公告。
第十六条 开发区内投资举办的企业、承包工程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申请登记或变更登记，领取或换取营业执照、登记证时，应按规定缴纳有关费用。
第十七条 开发区内投资举办的企业、承包工程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应接受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规定给以警告、罚款、责令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登记证等处罚。
第十八条 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开发区投资举办企业、承包工程企业或者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登记管理，按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承包工程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1992年10月30日
　　一项法律变革，将使得音乐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乃至普通社会公众普遍受益，亦符合国际条约之要求及国际上主流之法学理论，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语，也还与先进国家的制度“国际接轨”，这样的立法动议在我国会通不过么？

著作权法草案第一稿第46条之命运，着实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该草案条文完全符合上述要求。条文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按此条文，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更多表演者可通过其他录音制作公司录制该作品，由此同样获得了录制、用自己的独特唱法演绎作品并收益的权利；公众则可因此能听到同一首歌不同演唱者不同特色风格的表演，从而可以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演唱者录制的唱片，因此不同的偏好有了更多被满足之可能；而对创作者而言，更多表演者录制他的作品，可有效地扩大其作品的影响，且只要有合理的分配制度，同样能使他收获更多的经济回报。简言之，如果该条文早日通过，则公众不至于长期听不到沙宝亮的《暗香》与旭日阳刚的《春天里》。结局可谓皆大欢喜，唯一可能的利益受损者为买断了著作权从而试图垄断市场的唱片公司。尽管如此，该条带来的充分市场竞争亦可能迫使唱片公司更加谨慎地挑选演唱歌手以及改进唱片录制技术，在挑选培养歌手方面少一些乱七八糟的“潜规则”，从长远来看，亦也不失为唱片公司提升自身的一个好契机。

然则，这样一条意图良好的修法草案，自3月31日发布，到了7月初的第二稿便告夭折，存在不到百日，其多舛命运令人感慨颇多!感慨之余，亦不免反思该草案条文立法进程之可能的操作失误。

首先，该草案出台之前理论上的准备明显不足，这牵涉到立法之科学性。登录知网，发现草案出台前，与该条文涉及之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相关的论文有分量者不过寥寥数篇，且既有研究并未涉及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著作权究竟是先验的自然权利还是实现社会福利之工具？按照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达沃豪斯等知识产权学者的观点，著作权更大程度当为实现社会福利之工具，由此为社会福利适当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实为必要；而国内学者如徐?之对价论、冯晓青之平衡论等若能与草案有效对接，亦可一定程度上为草案提供理论支持。当然，或许草案出台前通过研讨会等形式相关学者进行过更多论证，然则这种讨论成果未公之于众，因而未在学界形成更为广泛的讨论而整合出有效的、更经得住推敲的共识。我国相当多学者依然固守自然权利“私权神圣”这一意识形态话语，而未在更深层次上探寻国外立法及国际条约如此立法之用意何在及如此立法之中国意义。因此，当利益受损群体（主要是大唱片公司）祭出对作品的“支配权”等自然权利理念这面大旗进行反击时，草案提出方及支持草案的学者明显缺乏必要的理论回应准备。而且草案中三个月期限明显缺乏经得起推敲的论证，且音著协代收费的方案也不能令更多创作者信服。这些都暴露出草案理论准备之不足。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草案推出之前，草案制定方缺乏必要之公共场域的舆论准备，这牵涉立法之民主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民主包括两个不同层面：建制化的民主；公共场域的民主。公共场域里充分的理性商谈对于立法之正当性至关重要。草案出台前一年的汪峰禁止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的事件，事实上已为公共场域广泛讨论对著作权的合理限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且公众多支持旭日阳刚而主张适当限制著作权。然草案制定方乃至参与草案动议的学者当时似乎都按兵不动，仍旧仅服从于当时实定法既有的权威，而未将之视为动员舆论变动法律之契机。当然，《春天里》事件涉及的是现场演唱而草案46条涉及的是录音，但二者涉及到的法伦理基础却是类似的：作者能否独占垄断自己的作品而无视公众福利？或许，我国一些学者太执著于他们所看到的外国法律文本了，而未能跨过文本对理念进行更深层次的自主思考。这同样也折射出我国一些参与立法的学者一定要与民意划清界限、似乎非此不能彰显自己学者身份的精英心态。

最后，需要反思的是，草案提出之后，面对部分利益受损音乐人的置疑，草案制定方仍旧未能在更大程度上动员可能受益的作者、表演者乃至社会公众参与商谈。我们看到得更多仍旧是置疑者与草案制定者的“二人转”，而沉默的大多数依旧沉默。尽管他们不是被有意“消音”，但立法者并未更多地向他们说明草案可能带给他们的益处，因而他们未必能理解如此专业的文本带给自己的将是什么，从而“作壁上观”。同时，草案制定方亦未能拿出更有效的机制使可能的受益者——作者，如同他们在国外的同行那样真正受益。由此，在遭受利益受损群体的强力而有组织地反击后，草案之命运可想而知。

总之，此次著作权法草案第46条之“突然死亡”令人痛惜，其具体原因耐人寻味。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一事件亦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契机。通过这次事件，也许能使我们的立法者意识到，在这个日益民主化、公众对立法参与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变动法律时除了征求专家意见、发布征求意见稿外，在与知识界、社会公众沟通等方面他们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去做。

（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