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索回赌资如何定性？

刘四根


[案情]
2004年1月3日,被告人王飞与李君、吴名、宋军等人一起在宾馆赌博。被告人王飞输掉了2万元赌资，李君赢了其中的1.5万元。第二天，被告人王飞听说李君在赌博中出“老千”做假，便找到李君，责问李君在赌博中做假，骗取了自己的1.5万元，要求李君归还其输掉的钱。李君否认在赌博中作假，不同意还钱。后来王飞又多次听说李君在赌博中出“老千”作假，因此他更相信李君骗了他的钱。2月5日，被告人王飞和被告人许军、谢国辉一起喝茶，王说自己赌博输给李君1.5万元，李君在赌博中做假。于是三被告人乘车来到宾馆找到李君，指责李君赌博作假，一定要李君归还王飞1.5万元，遭到李君的拒绝。三被告人便对李君进行殴打。李君被打后，即打电话叫人送来1.5万元现金，交给了王飞。王飞拿到钱后，三被告人一起乘车逃离了宾馆。李君身上的金项链和手机未被抢走，当时现场还有几名李君的朋友在场。经法医鉴定，李君受损伤为轻微伤甲级。
[分歧]
本案在处理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三被告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只是在索回王飞在赌博中被骗取的赌资，其索要财物的对象特定、数额特定，不具备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客观上虽然他们采取了殴打等不正确的手段，但对被害人并没有造成较大的伤害，不具备犯罪构成的客观条件。但可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三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虽然使用了暴力殴打的方法，逼使李君交出了数额较大的财产（1.5万元）。但其程度较小（被害人李君只受到轻微伤害），达不道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的程度，且当场还有李君的朋友在场，因而只能认定为一种威胁或要挟的行为。
第三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理由是：三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三被告人当场使用了暴力殴打的手段，迫使李君当场交出1.5万元的行为。
[点评]
本案三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哪种犯罪？
我们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单纯地从行为的主观、客观、主体、客体去分析，而因结合具体某一犯罪构成要件来判断。因为任何行为只有符合某种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才能成立犯罪。从本案的第一印象判断，三被告人的行为侵犯的对象是他人的身体和财物，那么就要从侵犯财产罪去分析。三被告人客观上采取殴打李君的方式要回赌资，从表面上看，三被告人主观目的是想要回王飞在赌博中被李君“骗取”的赌资1.5万元，似乎是合法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这1.5万元是王飞用来赌博并输给李君的，将其定性为赌资是没错的。赌博的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作为赌资在法律上是不予保护的，这1.5万元不论李君是采取欺骗的手段获取，还是正常赢得，三被告人要回这1.5万元赌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三被告人的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违法性；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体上是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主体上三被告人是一般主体。三被告人的行为符合侵犯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并且三被告使用了殴打等暴力行为，所以构成了暴力性的财产犯罪。
三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还是抢劫罪？ 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都是侵犯财产罪，两者的相同点是主观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都可以使用威胁的方法，侵犯的客体都是复杂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他人的人身权利或其他权益），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两者的不同点：1.抢劫罪只能暴力侵害相威胁，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内容基本上没有限制；2.抢劫罪只能是当场进行威胁，而敲诈勒索罪既可以当场威胁，也可以通过第三人进行威胁；3.抢劫罪的威胁程度是，如果不满足行为人的要求，威胁的内容是当场实现，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程度为，如果不满足行为人的要求，威胁内容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实现或当场实现非暴力的恶害；4.抢劫罪是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既可以当场取得财物，也可以事后取得财物。本案三被告人客观上对受害人（李君）当场实行了暴力殴打行为，虽然只致被害人为轻微伤，但被害人是在被打后才打电话叫人送钱来的，在此之前被害人还是拒绝了三被告人的要求。因此可以认定三被告人的行为在精神上已经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不敢抗拒。虽然当时有被害人的朋友在场，但他们并没有表态，因而在精神上并没有减轻被害人的恐惧感；否则，被害人不会轻易就将钱交给三被告人。所以三被告人的行为威胁程度比较大，而非一般的威胁，因而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三被告人当场实施了暴力殴打行为，并当场迫使受害人交出了1.5万元现金，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抢劫罪。本案与一般的抢劫罪有二个方面的特殊性，但本案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第一个特殊是三被告人抢劫的对象特定、数额特定（只抢走了李君1.5万元现金，与王飞输掉的相合），对李君身上的金项链和手机没有抢走，与一般的抢劫不同。第二个特殊是犯罪侵犯的客体特殊，即对被害人的人身和非法财产的侵害。一般抢劫罪侵犯的客体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受害人的人身的侵害和对受害人的合法财产或权益的侵害。而本案除了对李君的人身侵害外，并不能说对李君的合法财产的侵害，因为这1.5万元李君也不是合法占有的。但我们不能因为犯罪所侵害的对象本身的非法性而否定犯罪成立，就如抢劫他人偷来的东西不能否定其构成抢劫罪一样，我们可以认定为侵害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因为这1.5万元 应该没收为国有。
综上，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刘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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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刑是以剥夺被告人财产为内容的一类刑罚的总称，是我国刑罚体系中重要手段之一。审判实践中，法院判决财产刑的案件数量比重非常高，然而财产刑的执行实际状况却不容乐观，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也影响了国家刑罚权的实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对财产刑执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但是该规定依然有其不足之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财产刑执行存在的各种问题，必须对其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反思，找寻问题症结所在，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

　　一、财产刑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财产刑量刑标准不明确，法官自由裁量权力过大。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罚金刑的确定标准由两个：一是限额罚金，即规定了罚金的数额幅度或规定了罚金的比例及倍数；二是无限额罚金，即罚金数额在1000元以上（未成年人是500元以上）均为合法。对于没收财产刑的数额，除了规定没收全部财产的，没收数额更是没有标准。由此可见，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财产刑数额的规定过于宽泛，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过大，很容易导致同一法院甚至同一法官对于类似案件在财产刑的判决上也会相差甚远，从而导致财产刑的判决很难具有公信力，被告人交纳财产刑的积极性自然也不会高。

　　（二）司法机关相互之间协调配合不够，缺乏制约监督机制。

　　1、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侦查机关依法有权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但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侦查的方向是查清犯罪事实，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却很少主动询问、调查取证。

　　2、相关司法解释中虽然规定在被告人犯罪所得及个人财产一般须经人民法院就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后由人民法院作出处理，但同时又指出如确认属被害人所有且急需返还的，可由扣押机关发还。在具体案件处理中，扣押机关往往在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前就擅自处理扣押财产。

　 3、依据司法解释，在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人的财物移送人民法院执行刑罚。但是实际操作中，扣押、冻结物被移送至法院的很少。

　　4、公检法三机关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检察机关基本上很少主动监督财产刑的执行；法院即是财产刑的裁判机关，又是执行机关；侦查机关很少主动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调查取证，致使财产转移等情况出现，最终无法执行。

　　（三）报应刑观念影响深远，财产刑观念认识不足。

　 中国的传统观念深受报应刑的影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打了不罚、罚了不打”至今仍然存留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这也导致对生命刑和自由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财产刑的重视程度。财产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仅仅为附加刑，这也导致很多人认为财产刑和刑法所规定的主刑有着本质区别，刑罚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实现与否，基于此种心态，被告人及其家属亦没有履行财产刑的主动性。同时，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单处财产刑与古代的“以钱赎刑”相提并论，把财产刑和生命刑、自由刑对立起来，现实中单处财产刑时常会成为人们批判司法裁判不公的一个理由。

　 二、完善构建财产刑体系的相关建议

　 （一）强化提高财产刑在人们观念中的地位。

　　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人们也认识到财产刑是刑罚的一种，但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一般民众心中，依然将财产刑与生命刑、自由刑对立起来，受此影响，财产刑并未完全落实到位。因此，我们应该普及财产刑的相关知识，扭转财产刑在人们心中的固有看法。应该让大众知道，财产刑可以通过让犯罪人失去一定或者全部的个人金钱，从而剥夺其物质享受的自由。当财产刑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得以转变之后，犯罪人及其家人才会减少对财产刑产生抵触情绪，财产刑的执行也会减少很多阻力。

　　（二）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配合

　　1、积极调查，主动取证。判断犯罪分子履行财产刑的能力必须以对犯罪分子财产状况的调查为参考，因此我们要从源头做起，改变以往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缺少主动询问、调查取证等措施，而是在查清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将其个人财产情况一并予以查清，并将查清的财产信息一并随案卷移送法院，从而便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进一步了解被告人的个人财产状况，为最终判处适当的财产刑及其量刑幅度奠定基础。

　　2、建立财产先行扣押、查封制度。对于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人有转移、隐匿财产的或者确有必要的，可以先行扣押、查封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在法院没有判处财产刑时及时予以解除强制措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人将可供执行的财产进行转移、隐匿甚至销毁，从而保证法院判处的财产刑能够顺利得以执行，避免财产刑无法执行而被迫搁置现象的出现。

　　（三）建立财产刑与其他刑罚的互动联系机制。

　　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首先对于判决前被告人主动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视为从轻处罚的情节，给被告人从轻处罚希望的同时，也能减少被告人及其家人对财产刑的抵触情绪，保证财产刑能够得以顺利执行；同时允许被告人的家人缴纳财产刑保证金，其家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应当视为被告人主动缴纳，在量刑时应给予从轻处罚。其次对于判处自由刑并处财产刑的被告人，可将财产刑的履行情况作为其减刑、假释的因素之一，这样能有效调动被告人及其家人履行财产刑的积极性，从而使财产刑的刑罚得以实现。

　　（四）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及物质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将财产刑的执行统一由法院执行局负责处理，这一定程度上使法院执行队伍面临的执行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执行干警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因此建议补充素质高，业务精的人员到执行局工作，同时加强执行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业务水平，为执行庭室和干警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通信设备、音像设备和警械用具等，以保障执行干警及时有效地履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