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序 正 义 的 人 性 与 理 性
——从“李，杜” 案看无罪推定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的法制发展与进化，日趋的人性化，合理化，然而这种发展与进化，特别是在执行方面，对于程序正义的范畴，显得异常薄弱，而由此产生的问题，使得正义的天平产生了倾斜，法律之产生基于人性，其更应当为人性服务，掺入了理性因素之后的人性，应当是摈除了自然野性之后的人性，以此人性所产生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应当符合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之现状，然而法律的建立与执行不能简单的率性而为，人性中即使已掺入理性之因素，但依然需要规制，否则正义将再无存在之必要。
关键字：程序正义、人性、理性、无罪推定
引 言
最近，被媒体炒作的火热的有关“李明久，杜培武”的冤案，笔者以为，绝非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其在中国的法制史上也并非鲜见的特例。其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不过是因为其影响较为恶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罢了。现在，虽然“李、杜”二人已沉冤得雪，但从中所体现出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今日“李、杜”之案因得雪而被暴光，那还有多少个“李、杜”之冤案因未“雪”而未被世人所知呢？中国十三亿泱泱大国，还会有多少人被冤，锋利而高悬的法律之剑，为罪人而设，却又会划伤多少无辜而善良的人。由此类案件所见之“无罪推定”问题，亟待解决，已不容拖延，否则法律之失衡，不会久矣。
法律存在之目的，无论从其订立乃致执行而言，笔者以为，首先在于人性；法的价值不是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而存在，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其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笔者所提及之人性，是指民众在对待事物或事件时产生的一种普遍态度及心理，这种人性以善良的常态出现，法律的建立与执行，首先当基于人性；以其为基础。法律以惩戒为手段，保护社会及民众的合法权利，由轻重而分，首先在于保护，惩戒无非是为了实现“保护”这一职能的工具。法律存立之威，不应以重惩而立；而在于其是否其是否可以完成“保护”之职能。然而人性并无固定之模式，人性虽本善良，但也不可排除其转恶的可能。人类之行为基于人性而生，而对于规制人类行为之法律，若不掺入理性之因素，则无法实现惩戒之手段，而法律本身亦将无存在之意义，其蕴涵之正义亦将当然无存。法律本身就是人类的人性与理性的结合物，其在程序正义中更能体现出来。
法律程序之存在，并非能省则省的繁文缛节，也并非仅仅为了显示法律的威慑力或者尊严之类。起存在是为了显示法律的正义与公平，保证正义的合理实施，法律作为社会的最终的裁判手段，是社会理性的最后防线，其所给予的裁判必须公正，此公正来源于谨慎小心的诉讼程序及准确无误的证据证明。特别是在刑法的范畴之中，其判决直接关系到他人的自由权甚至是生命权，公正则显得更为的不容马虎。刑法存在之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良好运行，其实现手段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对于违反者进行镇压。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漫长的封建王权社会中，是以“有罪推定”为主要的裁判模式，即无法证明无罪即为有罪。这种罪证推定模式产生的原因有三种；
① “先入为主”的观念；由于古之法律未尽完善，在程序方面更是潦草，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裁判者的主观因素较强，对于嫌疑犯，往往就是“先入为主”
的认为其是罪犯。
② 搜证举证中所产生的困难；因为不具备适应诉讼举证所需要的搜证设备，对于执法机关而言，有罪推定执行起来比无罪推定要简单的多。因此，本来应当属于执法机关的“搜证举证”义务便被强加到了被控诉者的头上，使其立于更不利的位置。
③ 法官的地位；在古代，一场诉讼从“起诉”到“裁判”到“执行”，都是由唯一的机关进行的，其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在面对刑案的时候，一旦被证明有罪，犯罪嫌疑人即使是真清白亦很难脱身，因为在这场诉讼之中“公诉人”即是“裁判者”，即便是刑事案件中的自诉案件，担负举证任务及裁判义务的亦是同一人。有罪或者无罪仅仅凭这唯一的“衙门”进行，甚至可以说仅仅有衙门的长官来决定，不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裁判结果就一定是不公正的，但是，由于赋予了这种长官（这是一种具有综合性对于国家或者地方进行管理的长官，因为其所辖职权之广，因此暂时将其成为长官）司法职权中的双重身份，即集裁判者及公诉人的身份于一身，同时其自由裁量权又很大。公正的审判仅仅能依靠的只有这种长官对于公正的了解及其自身的素质修养。同时根本不存在同级或者由下对上的司法监督机制，所有的仅仅只是上下级间的一些监督而已，况且这种监督在古代信息与交通异常不发达的情况下，往往缺乏时效性，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便是司法实效的大打折扣。这也才会使得在那个时代会出现“青天”之类的称呼，正是这种长官的个人因素在司法程序中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律的公正性是由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由一个人所来演示的法律，其公正性令人难以完全信服。事实上在整个古代，法律所要代表的也从来只是王权与专政，其所要显示的公正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属品而已。封建王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张上的公正法制，而用于规制人们行为的规则甚至不能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法律，只能是“法”或者“律”而已。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权”思想鼎沸，被等级思想压迫了上千年的人们开始反思自身的生存价值，并期待建立一种合理的法律来保护其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意大利刑法学界的先驱贝卡里亚在其所著的《犯罪与刑法》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既在没有作出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罪犯。这一原则似的实施给予了犯罪嫌疑人很大的权利，其不仅使得犯罪嫌疑人免除了举证或者是搜证证明其无罪的义务，而且在被定罪之前，其是无罪的，并且同其他人一样享受一切之公民权利，而绝不因为其受到了怀疑而导致歧视。
“无罪推定”原则其意义不是简单的将司法中对于嫌疑犯的态度合理化，也不仅仅是简单的高举“人权”旗帜的宣传，更是其阐述了程序正义中的“人性”
与“理性”。
“人类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然而“无生命的法律在绝对意义上应当俯首听命于人类”，法律其本身作为规范人类行为之框架，这种框架并非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的需求进行变动。而支持这种需求变动的，则是人性的变动。“无罪推定”原则应人权的兴起而开始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并及运用，亦可称之为随人性的变动而变动。应封建帝王统治集权之需要，一直被推行着的“有罪”论并不需要将之完全的否定，其之所以能够存在如此之久，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所产生的原因与客观世界中的很多的事物或者关系根源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原有的“有罪推定” 原则向“无罪推定”原则进行转变。无论是古代所实施的“有罪推定” 原则还是适合于现代人权至上的“无罪推定”原则，都是应人类发展之所需而产生的。同时，从其产生的原因出发，还在于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方式及理解程度，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鼻祖中的智者们，都会认真的去考虑过有关于法律或者正义的真正意义所在，由于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及主观方面的智识、，理解程度及阶级立场的不同，其所产生的对于法律、正义及一系列相关的概念的理解及定义也会不同，而由此所产生的是对于公正的判决分歧，甚至有时这种分歧是水火不容的。这将引起的不仅仅是观点的冲突，更多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及民族习惯的冲突。正义总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绝对的不正义，人们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去学着适应社会，然后再尝试着去改进它，使他变得更为的合理，这种改变的方式不全是创新的某种新的方法，而往往是在民族的交融中互相学习而来的，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理念以及对于主观世界修改过的智识的改变，比如对于正义及法律的认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一提到“主持正义”，就会使人们不禁的想到“锄暴安良、铲除邪恶”等词句。这产生于人们的传统的习惯性思维定式，要正义，便要除邪恶。而由此思想所导致的便是“正义”与“除暴”的概念混同。刑法作为我国打击犯罪的重要工具。充斥着暴力镇压的气息，然而在这种暴力的气息中蕴涵的应当是其对于其保护下的生命财产权利及利益的温和的善意。也正是因为其人性化的存在，才导致了对于违法行为的暴力压制，从而产生一个保护正当权利的效果。可是，就目前中国法制社会之现状，无论是执法者或者是广大的民众，都是似乎仅仅只是注意其惩罚之手段，而未注意到其是以“保护”作为前提职能而存在的。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只是关心是否已将“恶”绳之以法，至于“恶”是否为“恶”，“恶”到什么程度，是否当为其刑，就被淡化了。而正如此次的“李、杜”案件，便是部分执法人员此种心理状态的不良后果。当然，这也与我国的监察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健全有不可避免的的联系。笔者认为，其实对于“无罪推定”在我国已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了。相关的条文都已在法律中体现出来。其之所以未能在法律执行中被很好的体现出来，是因为人们，特别是一些执法人员对于此项有关规定的单薄，甚至是对于整个程序正义的意识单薄。这所涉及到的是很多人对于法律与正义的理解，是有关于法律的意识问题，而由此造成的是类似于“李、杜”冤案。
关于“无罪推定”原则被执行后所产生的结果，众多的法学家都会有过精辟的阐述，笔者仅仅想要说的是，公民虽然有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义务，但是其绝对没有被怀疑的义务，任何公民在其未被判决之前都是与其他公民地位平等的公民。其神圣权利不可侵犯！对于案件的处理，不要因为一个“限时破案”
或者“群众压力”大就忽视当保护之权利。导致程序上的遗漏或者偏差，由此而将导致整个正义天平的倾覆，任何冤案的造成都将使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消失的无影无踪。“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的确给国家治安机关的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多的障碍。但是法律不是为惩罚犯罪而设立的，而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措施。法律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并非自然形成的规律，其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代表正义，这也就是要求办案的人员在执行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与细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 …它的命令与禁令一直影响着善良的人们，尽管其对恶人无甚作用”罗马法学家用此语推断自然法与理性的相融，而笔者以为此语更印证了人性在法律中的存在。理性存在的本身就在于规避人性中的不善之处，然而由于法律的存在，更多的人变得善良，而这种善良正是人区别于兽的特性。这便也是具有社会意识形态之后所产生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掺入了理性的成分。
笔者今日之言，以一管而窥全豹，以“无罪推定”而见“程序正义”。中国法制之现状，不是单纯的立法或者执法的问题了，而是很大部分的执法人员和广大民众对于法律及正义的理解问题。人们对于问题的理解与解决不外乎理性及人性（感性）的思考，对于正义的判断亦是如此。如何改变人们对于正义的认识，确保权利的主张，是有待于深刻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②谢佑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
③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法律出版社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黑龙江省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
黑龙江省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条例
（2005年12月15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财政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防止国家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罚没财物，是指行政执法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具有行政执法权的组织（以下统称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款、罚金，没收的财物和违法所得。
本条例所称扣押财物，是指执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扣留的款项和物品以及决定取保候审、暂缓行政拘留而收取的保证金。
第三条本省行政辖区内执法机关对罚没和扣押财物的管理，应当遵守本条例。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省财政部门负责全省罚没和扣押财物的监督管理工作，并组织实施本条例。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按照财政、财务隶属关系，负责管辖范围内罚没和扣押财物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农垦总局、省森林工业总局负责本系统罚没和扣押财物的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省财政部门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五条财政部门和执法机关应当妥善保管、及时处理罚没和扣押财物。
执法机关应当实行罚没和扣押财物收缴与保管相分离，并加强对罚没和扣押财物的财务核算，设立专门账册，建立验收、保管、移交、上缴和对账等管理制度。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使（借）用、调换、私存、私分或者擅自处理罚没和扣押财物。第二章罚没财物管理
第七条执法机关应当在国家和省财政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将罚没款以及罚没物品的变价款，按照预算级次分别上缴中央、省、市（行署）、县（市、区）财政。
第八条执法机关收缴罚没物品应当详细填写罚没物品上缴清单，在十五日内报送财政部门。
第九条依法收缴的罚没物品，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依法可以自由买卖的物品，由财政部门会同执法机关共同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但价值不超过一千元人民币或者鲜活、易腐烂变质等不易保存的物品，可以由执法机关参照市场价格及时处理；
（二）国家专管、专营的物品，由专管机关或者专营企业收兑或者收购；
（三）国家和省保护的各类文物、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等，由执法机关无偿移交文物、野生动植物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四）违禁品、无使用价值的物品，由执法机关在财政部门监督下组织销毁；需要特殊处理的，报财政部门备案后移交国家指定的机构处理；
（五）对人身、财产安全和环境不构成危害的伪造冒用物品，有使用或者回收利用价值的，经过相应技术处理后，由财政部门会同执法机关公开拍卖或者移交有关部门用于慈善、救灾等公益用途。
第十条需要暂时保管的罚没物品，由财政部门建立罚没仓库集中管理；未建立罚没仓库的，由执法机关代管。
第十一条诉讼过程中作为证据使用的罚没财物，应当上缴财政的，在结案后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执法机关和财政部门对公开拍卖和其他需要确定其价值的罚没物品，应当委托同级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进行价格鉴证。
第十三条在拍卖房屋、车辆或者船舶等罚没物品时，执法机关应当提供罚没物品收据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书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同时提供机动车登记证或者船舶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或者船舶执照，或者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未取得房屋、车辆或者船舶等有效证件的，执法机关应当提供协助执行通知书或者未取得上述证件的证明。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可以凭罚没物品出售收据和相关材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执法机关不得将罚没财物坐抵办案经费。执法机关的办案经费，财政部门应当予以核拨。
省级执法机关在管辖范围内直接办理、组织办理、委托或者指定下级执法机关办理的重大案件办案经费，由省财政部门核拨，其依法收缴的罚没财物，应当上缴省财政。第三章扣押财物管理
第十五条执法机关依法扣押财物，应当向当事人当场出具扣押文书和扣押财物清单，并告知被扣押人应有的权利。
第十六条执法机关对扣押物品可以自行保管或者移交财政罚没仓库代保管，但不得将扣押物品交给经营单位保管。
执法机关不得向被扣押物品的单位或者个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费用。因保管扣押物品发生的费用，财政部门应当予以核拨。
第十七条执法机关对扣押期限在三十日以上的机动车辆和船舶、贵重电器和通讯器材以及房屋等，应当按季度将扣押财物清单报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扣押款应当及时存入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执法机关不得自行保管。
第十九条执法机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银行收取和保管保证金，案件承办人员不得直接收取。
执法机关对依法退还或者决定没收的保证金，应当及时书面通知银行如数退还或者上缴财政。
第二十条扣押财物经依法确认应当退还当事人的，执法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领取，并出具扣押财物返还清单；自通知送达之日起超过一百八十日未领取的，应当视同无主财物上缴财政。
扣押财物依法在执行程序中抵债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扣押财物被依法收缴的，应当按照本条例有关罚没财物的规定办理。第四章票据管理
第二十一条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罚没财物、扣押财物以及银行等代收机构代收罚款和保证金时，应当使用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含罚没和扣押财物清单，下同），并真实、准确和完整地填写票据内容。
国家对扣押财物清单有特殊规定的，有关执法机关应当将清单样式报送省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财政部门应当向执法机关无偿提供票据。
第二十三条执法机关应当加强对票据的管理，建立领用、保管、缴销制度，保持票据存根完整。票据存根应当纳入单位会计档案管理。
第二十四条票据不得跨年度使用，但代收机构使用的代收票据除外。
执法机关应当将已使用的票据存根和未使用的票据，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期限缴回，由财政部门登记销毁。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执法机关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执法机关应当如实提供账册、报表和票据等有关资料。
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票据的领用登记和核发制度，对票据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省财政部门根据专项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市（行署）、县（市、区）财政部门，对实行垂直管理的执法机关的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审计、监察和政府法制等部门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做好罚没和扣押财物的监督工作。
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中的违法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
受理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查明事实，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同时给予举报人适当物质奖励。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给予警告的行政处分：
（一）未实行罚没和扣押财物收缴与保管相分离或者未建立财务统一核算等管理制度的；
（二）未按照规定报送罚没物品上缴清单的；
（三）未按照规定将扣押清单备案的；
（四）未按照规定管理、使用或者填写票据的。
第三十条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改正，责令调整有关账目，收缴应当上缴的罚没财物，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记过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因管理不善造成罚没和扣押物品损毁的；
（二）侵占、挪用、使（借）用、调换、私存、私分或者擅自处理罚没和扣押财物的；
（三）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或者预算级次上缴罚没财物的；
（四）未按照规定上缴被依法收缴的扣押财物的；
（五）向被扣押物品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六）未向当事人出具票据的；
（七）未按照规定及时将扣押财物退还当事人的。
第三十一条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视其情节给予记过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对执法机关上缴的罚没和扣押物品因管理不善造成损毁的；
（二）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罚没和扣押财物的；
（三）未按照规定处理罚没物品的；
（四）未按照规定审核、发放票据或者有偿提供票据的；
（五）对执法机关罚没和扣押财物的监督管理不力，造成财物流失的；
（六）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二条执法机关、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中侵犯当事人的财产权并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应当上缴财政的无主财物和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赃款赃物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五条本条例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