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邱兴华案看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邱兴华被判处死刑并且交付执行了。本案，作为个案来说，应该是尘埃落定。就像老百姓有句俗话：“死了，死了，一死就了。”可是，邱兴华死了，似乎因此引起的许多法律问题，不但没有“了”，反而被许多法律人继续议论着。这是因为，邱兴华一案引发的法律思考，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个案的价值。
其中议论最多的是关于司法鉴定。
刑事案件被告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除去考察其犯罪行为以外，最重要的是确认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如果行为人不适格，就是说，如果经过辨认，行为人属于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些人，那么，就应该判定其无罪。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十八、十九条，分别规定了不承担刑事责任和减轻刑事责任的情况，就是从法律上界定行为主体的身份。
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是明确的。问题是，谁，依据什么样的权利和程序提出对主体是否适格的认定，如何进行认定。众多的议论，包括法学家的公开信，都请求对本案被告人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的主张。我认为，这些，作为民意来说，并无不当。但是，从操作上来说，却并无法律上的依据。
因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侦查、审判、公诉之外的人可以启动司法鉴定。因此，我认为，关键是促进立法的完备。呼吁的重点，应该放在促进立法，促进立法保障人权。
很多人比较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启动司法鉴定的立法情况。这对补充和完善法律制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我认为，以刑事案件来说，有一种观点是非常不可取的。这就是站在公权利的角度上看，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当作不过是研究、审理犯罪案件的一个“物体”，他们没有什么社会人的属性。因此，就不去认真考虑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比如，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多次规定，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这就是严重的忽视了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他（她）的精神不受侵害的权利。假如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不法侵害，我认为就应该给予补偿。一个极端的，但是也是很常见的案子就是强奸犯罪。这种犯罪常常是没有财产损失的。附带民事，无法提出经济方面的请求。但是，精神损害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甚至是给当事人及其亲属造成终身不能弥补的精神创伤。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十分合理的。但是，站在公权力的角度上，可以不这样理解。有的法学家解释说，立法者认为，国家已经替你追究了罪犯的刑事责任，你的精神上的损害，就得到了抚慰，不需要再请求什么精神损害赔偿金了。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是很不适当的。
说到邱兴华一案引发的司法鉴定问题，也是具有类似的缘由。立法方面缺失当事人启动司法鉴定的制度，也同样是忽视了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现在，公、检、法，可以启动司法鉴定。很多人罗列了启动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偏偏是和鉴定结果有最大利害关系的被告人无权请求鉴定。
在刑事案件中，不应该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法律赋予律师和刑事案件辩护人的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见刑诉法第三十五条。）被告人可以为自己辩护，当然也可以力图证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这就必然可以合理地推论：他们具有请求进行司法鉴定的权利。
邱兴华一案，有关人员提示了邱兴华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病者，给出了一些线索，因此，对他进行司法鉴定，是有必要的。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其是否具备一个刑事罪犯的主体身份，是审判工作的前提。但是，在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没有提出鉴定的情况下，由于法律上的缺失，使得其律师提出的司法鉴定只有“请求”的地位，没有必需进行鉴定强制性。这样，这种请求，不仅是苍白无力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接受的。试想：侦查、起诉、审判机关不是缺乏对法律规定、法律条文的了解。他们不是不了解，而是很了解。是在了解规定的情况下，仍然认为不启动司法鉴定。那么，这种请求，显然就是一个无用的提示。
在犯罪主体存疑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判决，确实是使人感到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太不完善了。所以，有人说，这种个问题不解决，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有罪推定”。
限于法律环境，限于立法上的不完备，没有对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就判决其有罪。人们从法律条文上无法追究哪个部门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即使是众多的民意、法学家的呼吁，也无济于事。这确实是让人感到无奈。
也许会有人说，侦查、起诉、审判机关应该从良知出发决定对邱兴华进行鉴定。没有提出，没有进行，他们应该承担良知方面的责任。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法律，就是法律。必需通过完善立法，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保障，而不是靠内心的自我约束，立法才是完备的。这就是法制和人治的根本区别。因此，期望良知，期盼良心的谴责和良心的驱动，作用实在是有限的很。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这里。
邱兴华是被执行了。我希望，我们国家在这个案件中引发的、暴露的法律缺失问题，能够尽快给予解决。这不是为了具体的哪一个人的利益，是为了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立法，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必然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是包我在内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的希望是，这个过程不要太长，不要太艰难。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企业技术开发工作的暂行规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企业技术开发工作，推进技术进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企业技术开发工作是在应用研究成果和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转化为生产力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企业技术开发工作主要包括：新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推广、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等。
第三条 企业技术开发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新工艺试验、技术攻关、新技术成果示范推广、新产品试制投产与消化吸收等协调配合起来。
第四条 大中型企业和骨干企业应设立技术开发研究机构。企业内部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技术人员，不得少于本企业技术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小型企业也要配备专门的技术开发力量。
第五条 企业的技术开发工作，在厂长领导下，由企业总工程师具体负责。
第六条 企业要制定出技术开发工作的近期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并报主管部门备案。重大技术开发项目，可由主管部门提出建议，按有关规定报批，列入国家、省、市（地、州）计划项目。
第七条 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技术开发工作要积极支持。对一些技术复杂、难度较大的项目，企业主管部门要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不同形式的技术开发联合或联营。
第八条 企业技术开发工作要和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协作活动相结合。要支持和鼓励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并做好组织、管理工作。
第九条 省有关部门要从资金上积极支持企业技术开发。银行要根据总行下达的信贷计划，安排发放技术开发贷款。需要贴息的技术开发项目，由省有关部门给与贴息照顾。
第十条 企业技术开发项目开工投产，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必须具备30％的铺底流动资金。达不到这个比例的，银行原则上不予贷款。但对经济效益确实好的项目，在比例上可适当放宽。
第十一条 企业要完善经济与技术信息系统。要广泛收集企业同类产品和开发产品的技术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本企业赶超措施。
第十二条 企业每年应给予技术人员不少于一个月的专业培训机会。其培训费用，可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直接为某个产品创优、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技术改造项目服务的培训费（包括出国培训费用），可在项目资金中开支。
第十三条 有条件的企业，要根据有关规定，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第十四条 技术开发力量不足的企业，可根据国务院和省有关规定，利用技术市场，组织协作。也可公开招聘专业人员。
第十五条 除国务院有关部委公布的限期淘汰产品外，省和市有关部门每年还要分别公布一批应淘汰的落后产品，限期企业停止生产。在限期内实行惩罚价格，由此造成的亏损，完全由企业自己负担。在生产中使用淘汰设备的，要限期更新，超过限期仍没有更新的，要按有关规定实行
惩罚。
第十六条 除《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可以从成本中开支的费用以外，企业为技术开发所必须的，单台价值在五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试验装置和数额较小的试制用关键设备的购置费，可以摊入当年成本，数额较大的，允许企业分三至五年摊入新产品成本或全部产品成本。


第十七条 原由国家和省集中的30％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基金，返回各市、地、州集中调剂使用。这部分基金中用于企业技术开发的经费应不低于50％。
第十八条 企业用自有资金和贷款进行技术开发新投产部分的基本折旧基金，在偿还完技术开发贷款后，三年内全部留给企业作为续继组织技术开发和偿还贷款的资金。
第十九条 企业要按规定提取不低于税后留利10％新产品试制基金。这部分基金必须用于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不得用于单纯扩大再生产。
第二十条 具有社会公益性的技术开发项目，无还款能力的，列入上级拨款计划；有还款能力的，可由有关部门给予贴息贷款，还款期限可放宽到三年。
第二十一条 凡列入国家经委、科委的技术开发和科研计划的，或国家经委、科委鉴定确认的新产品，经税务部门审查批准后，可从试制销售之日起，减免产品税、增值税三年。列入国务院其他部、委各省计经委、科委计划或由其鉴定确定的新产品，经税务部门审查批准后，可区别不
同情况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一至二年的照顾。
第二十二条 凡经市以上经委（计经委）、科委及省主管部门列入技术开发和研制计划而需要的进口设备、仪器、配套件等，免征工商统一税。
第二十三条 经省有关部门确认出口的新产品所换取的外汇，在年内返回企业的分成外汇额度应不低于10％，作为企业技术开发的外汇额度资金。
第二十四条 物资部门对开发新产品所需设备、原材料要优先给予照顾。
第二十五条 企业对被采纳的合理化建议，应按国务院发布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造奖励条例》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授权省计经委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1986年5月10日